鲁迅一生与日本的不解之缘，塑造了他独特的人生轨迹与朋友圈。从二十一岁赴日留学至五十六岁辞世，他与日本人的交往几乎从未间断。学者王锡荣先生研究指出，鲁迅的日记中，每年都有与日本人交往的记录，一生交往的日本人达二百零九人。这一数字，或许是对他与日本关系的最好注脚。
1936年10月17日午后，鲁迅为了解答鹿地亘关于《鲁迅杂感选集》的翻译问题，在胡风的陪同下前往鹿地亘家。鹿地夫人池田幸子也加入了讨论。结束这次访问后，鲁迅像往常一样顺道去了内山书店，与那里的日本人愉快交谈。他对当时的局势持悲观态度。牙医朋友奥田杏花关心他的健康，提醒他注意天气。第二天清晨，鲁迅的朋友许广平递给他一张鲁迅亲笔的日文便笺，内山完造得知后立刻取消了原定的采访安排，并带两位日医第一时间赶赴鲁迅家中。最终，鲁迅在众人的关怀中离世。当天，奥田杏花还赶制了鲁迅的头像模型。
鲁迅与内山完造等日本友人的合影，记录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透露出一种张力。日本学者伊藤虎丸认为，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发生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开始、战争全面爆发只是时间问题的背景下。鲁迅的朋友圈看似与现实不符，但却是作家人生蜕变、人格淬炼的反映，也是大时代种种因缘际会、大浪淘沙的结果，折射出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日关系的流变。
在留学时期（1902-1909），鲁迅的朋友圈以中国人为主，有限的日人多为教员和同事。值得一提的是，在伍舍赁居期间，夏目漱石曾是邻居，这成为鲁迅与其最初的“接点”。然而鲁迅在此居住的时间并不长，之后他的社交圈逐渐扩展。北京时期（1912-1926）是鲁迅创作上的发力期，朋友圈中的日人开始增加。离开八道湾后的几年里，他的朋友圈开始包含更多日本友人。此时他通过作品与学界交流，汉学大家青木正儿、盐谷温等虽未谋面却惺惺相惜。厦广时期（1926-1927），鲁迅与日友的交流减少。但到了上海时期（1927-1936），尤其是与内山书店的交往，使得鲁迅的日人朋友圈急速扩大。这一时期与中日关系剑拔张、战云密布的时期重合。
内山书店成为鲁迅日人朋友圈扩大的最大媒介。他把书店当作自家的客厅和便利店。他与日本友人的交往不仅仅是个人间的友谊，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鲁迅的生平与创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段历史。他的故事和经历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也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留下了独特的痕迹。内山书店，不仅是书海之中的一叶小舟，更是中日文化交汇的桥梁。著名文人鲁迅，在他的文学世界中，经常寻觅于此。著名的“漫谈会”亦在此举行，鲁迅成为了其中的核心人物，甚至在书店内拥有专属坐席。从某种功能上来说，内山书店就如同日本的便利店，代缴各种公共服务费用。尽管当时并没有“便利店”这个称谓，但内山书店的确承担了这样的角色。
《花甲录》记载，内山完造不仅管理书店，还关心鲁迅的生活琐事。有时候，连鲁迅寓所的房租、水电煤费，都是由内山书店代缴，再从鲁迅购书的金额中扣除。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内山书店如同一处文化人的磁场，吸引众多文化人士聚集于此。他们或许并不一定有明确的目的，但淘到心仪的书、邂逅某个人，都是令人欣喜的事情。有时候，这两者在内山书店都能得到。
在鲁迅的日记中，有一次记载了他前往内山书店的经历：购买书籍之余，偶遇盐谷节山，并接受了赠书。盐谷节山是盐谷温的别名，与鲁迅虽未常见，但通信多年。这次偶遇让人欣喜，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惊喜。从盐谷温当即赠书给鲁迅的细节来看，他应该是有备而来。这样的相遇在内山书店并不罕见，如是闲、佐藤春夫等作家，都是鲁迅默默关注并译介其著述的作家，因了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才得以结缘。这种文艺圈的因缘际会透露出一种信息：在战前的上海，尽管国内政治空气紧张，国际关系波谲云诡，但在租界区内的公共空间如内山书店，知识分子的自由得到了保障。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改变了这一切。鲁迅的生活骤然变得危机四伏，这次事件也是作家生平离战火最近的一次体验。内山书店成为了鲁迅避难的重要场所。屋漏偏逢连夜雨，鲁迅一家在此避难期间经历了种种波折。直到一个月后得以重返旧居。这次事件让鲁迅意识到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和个人境遇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小报大泼秽水污蔑内山完造为日本奸细甚至牵涉出鲁迅的汉奸嫌疑一时间议论纷纷在这种背景下鲁迅一方面坚持为友人辩护另一方面内心也开始滋生某种倦怠感与一些日本作家的交往也变得越发艰难甚至直言两国作家意见难以沟通“觉得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第一是处境与生活都不相同。”在这一背景下与日本的名流会面变得越发微妙但在内山老板的面子上还得给出场这或许已经不复从前的心气但历史依旧在继续。对于热爱文学、心怀信仰的鲁迅来说与内山完造和内山书店的故事是他人生旅途中的一段重要经历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繁华喧嚣的都市中，隐藏着一处独特的风景，那便是内山书店。这里不仅是知识的海洋，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在这样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场所里，一场偶然的相遇发生了。
那是1936年5月的一个晴朗午后，鲁迅先生在内山书店偶遇了武者小路实笃。这位白桦派的先驱和新村运动的理论核心，二周早年都极为器重的作家兼画家，虽然曾得到鲁迅的翻译和赞誉，但初次见面却给鲁迅一种距离感。武者小路实笃回忆道：“鲁迅先生话不多，但非常和气。”
鲁迅对于社会各阶层都有着独特的交往心态。与名流相比，他在与一般百姓交往时更显松弛，表情也更舒适。例如与牙医、商人、裁缝师等，他都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在鲁迅眼中，“老板”内山完造也基本属于这一类。尽管家大业大，社会关系复杂，但在事功上，二人多有交集。特别是与镰田兄弟的友谊，更是鲁迅看重的“绊”。
镰田兄弟都是内山书店的职员。哥哥镰田寿负责多项事务，包括邮购、订购、催款，还编辑了店内的小册子《文交》。弟弟镰田诚一是一名美术青年，为人质朴憨厚。鲁迅多次在日记中提到镰田寿，记录着他们之间的业务委托、互赠礼品和宴请等交往。当镰田诚一在鲁迅几次搬家和逃难时给予帮助时，鲁迅深感其情，不止一次在出版物中表达感激之情。
目睹诚一在“一二八”战事中一边关照自己和家人，一边参加自警团，鲁迅深感军国主义教育对一代日本青年心灵的荼毒。从爱护青年的进化论观点出发，鲁迅不断地启发和影响诚一，使其意识到问题并真诚反省。诚一去世后，鲁迅在日记中为之黯然。
以镰田兄弟为代表的日本庶民的真挚友情，对鲁迅而言是一种情感上的“绊”。即使不是晚年鲁迅留在日租界的最大理由，也应该是重要的考量要素之一。鲁迅与内山完造的信任也未曾动摇。其实不仅是内山完造，鲁迅身边不乏彼此相知的日本朋友。松本重治便是其中之一。松本重治在其回忆录中深情回忆了与鲁迅的数次接触。从松本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风采：总是穿着深蓝色的棉布衣服，举止谦和，目光锐利。他对时局的敏锐洞察和对历史的深刻认识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与日医奥田杏花就时局交换意见时表现出的深刻见解更是令人敬佩。奥田问：“鲁迅先生，您认为日中关系究竟怎样才会趋于平稳？”鲁迅回答说：“会渐渐恶化，发生大的骚动。”他对于中日关系的看法基于他对世界强者和弱者的观察和理解。他认为只要弱者不变强，吵架就不会停止。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的军备不如日本强的话,无法实现日中亲善或协调。这种深刻的见解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和对未来的深刻担忧。总的来说,鲁迅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的思想和见解不仅影响了他周围的人,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故事和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进不断和追求真理和智慧的道路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仅要学习鲁迅先生的知识和智慧更要学习他的精神品质追求真理的勇气不断的决心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些精神品质将永远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和信仰的支撑点让我们共同铭记鲁迅先生的一生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不朽的贡献而努力前行！在平衡的两方力量间，即便发生争执，也不过是短暂的伤害。鲁迅曾言，这样的冲突显得毫无意义，更应寻求和解与亲善。他如此回应，随后点燃了自己喜爱的，深深吸入一口。
话题转向当下的日中谈判，局势渐显紧张。鲁迅曾对松本坦言，当前谈判前景堪忧。他感慨道，日方和中方似乎都在迷雾中摸索，双方的无知使得谈判如同在黑暗中牵牛。鲁迅的话语透露出对局势的深刻洞察，其预见似乎已预示着可能的冲突。《上海时代》记录了他的这番言辞。这一对话，距离七七事变爆发不到九个月的时间，更加凸显了鲁迅对时局的敏锐洞察。松本大记者的记录为我们保存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史料。
关于鲁迅的态度，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他主要批评国人，而对日本则较为宽容，未曾对其严厉批评。然而松本的回忆录为我们揭示了真相。在去世前的一个月，鲁迅曾对来访的经济学者山崎靖纯明确表示：为了解放被压迫的同胞，即使祖国中华民国变成沙漠，我们也不会停止与的斗争。这一信念被记录在《上海时代》中。松本对鲁迅的回忆虽然篇幅不长，但对鲁迅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在万国殡仪馆的那一天，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庄重而感人的场景。下午四时许，我踏入一个大约500平方米的会场。会场的北侧中央有一个约15平方米的方形帐篷，里面高台上停放着一具棺材。入棺仪式已经结束。我走进帐篷，面对鲁迅先生的遗体，行了一个庄重的三跪九拜之礼。走出帐篷，我看到会场四周挂满了朋友和团体送来的挽辞和挽联，充满了对鲁迅的怀念、尊敬和痛惜之情。这肃穆而感人的场面让我终身难忘。《上海时代》对这一场景的描述和记录令人动容。（孙小宁整理）